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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基金会」最高法“亮剑”证券司法审判难点 涉及场外配资、对赌、担保等八大热点

【最高法“亮剑”证券司法审判难点 涉及场外配资、对赌、担保等八大热点】2019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其中诸多内容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解决了目前资本市场执法部门急需明确的场外配资、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对赌协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重要法律问题。《纪要》作为统一裁判思路,增强民商事审判的公开性、透明度以及可预期性的重磅文件,法律界人士称之为民商事法的“重磅炸弹”。(上海证券报)

  一次涉及资本市场诸多法律疑难问题的司法突破来了!

  2019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简称“《纪要》”),其中诸多内容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解决了目前资本市场执法部门急需明确的场外配资、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对赌协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重要法律问题。《纪要》作为统一裁判思路,增强民商事审判的公开性、透明度以及可预期性的重磅文件,法律界人士称之为民商事法的“重磅炸弹”。

  重点提要

  1、场外配资合同是否有效?

  ——场外配资公司跟投资者的借款合同是无效的、不能要求利息、不能分享收益。

  2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是否有效?

  ——债权人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相关决议信息订立的担保合同有效,未见公告则合同无效。

  3证券虚假陈述诉讼

  ——审理方式创新,试点“代表人诉讼”。

  4与目标公司对赌是否有效?

  ——不再认定此类对赌协议当然无效,具体审查两类条件。

  5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史上最严销售规定”。

  6让与担保

  ——融资融券等产品已实质适用了让与担保制度,本次从司法层面弥补了制度缺陷。

  7民商事审判支持证券行政监管

  ——法院审判时,将充分尊重证券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规则等。

  8信托资管等金融创新

  ——资管产品保底或者刚兑条款一律无效;2020年底前仍认可通道业务效力。

  场外配资

  1、除依法取得融资融券资格的证券公司与客户开展的融资融券业务外,对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与用资人的场外配资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

  2、场外配资合同被确认无效后,配资方依场外配资合同的约定,请求用资人向其支付约定的利息和费用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配资方依场外配资合同的约定,请求分享用资人因使用配资所产生的收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4、用资人以其因使用配资导致投资损失为由请求配资方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解读:

  最高法院2019年6月20日发布的《关于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12条已经明确规定,对未取得特许经营许可的互联网配资平台、民间配资公司等法人机构与投资者签订的股票配资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商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汤欣表示,原来各地法院对于场外配资合同的效力判定不一,导致法律适用存在不确定性,本次规定到位以后,预计会大幅增加配资方的风险和责任,从而实质性减少场外配资的现象。这与证券监管部门打击场外配资形成了合力。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1、公司对外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

  2、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此时,合同效力的认定原则为:债权人是善意的则合同有效,反之则合同无效。

  何为善意?

  在提供关联担保的情况下,债权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对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决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即在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后,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签字人员也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提供非关联担保的情况下,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

  3、针对上市公司专门规定(第22条),债权人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关于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信息订立的担保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

  解读:

  上市公司违规对外担保严重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是资本市场的一大“毒瘤”。该规定为治理上市公司对外违规担保乱象提供了有力支撑。

  汤欣表示,违规担保屡禁不止的深层次原因是,一些上市公司仍然存在通过担保向控股股东、实控人输送利益的情况,属于对上市公司的掏空。判断违规、越权担保行为的效力,要综合平衡债权人(担保权人)和上市公司(担保人)及其中小股东的利益,并且要严厉追究支配上市公司从事违规担保行为的董事、高管、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责任。

  证券虚假陈述诉讼

  虚假陈述诉讼是当前证券民事诉讼里最多的一类,《纪要》对此类案件审理有诸多完善。

  1、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需要借助其他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进行职业判断的问题,要充分发挥专家证人的作用。

  2、试点“代表人诉讼”审理方式:有条件的地方人民法院可以选择个案以《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代表人诉讼方式进行审理,逐步展开试点工作。

  解读:

  汤欣表示,本部分主要亮点在于最高法院开始探索证券虛假陈述案件审理方式创新,激活民诉法第54条。以往民诉法第54条规定的“起诉时当事人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基本没有实践,原因之一在于此种诉讼在原告范围认定、投资者权利登记、代表人推选、执行款发放等具体工作方面存在现实困难,管理工作量较大,未来法院有望获得监管系统在信息技术审判辅助平台和市场基础设施方面更大力度的配合,有可能激活此种代表人诉讼。另一方面,监管机构正在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集体诉讼制度的建设,未来的具体制度设计和效果尚待观察。

  国浩律师事务所(上海)朱奕奕律师则表示,《纪要》第83条对代表人的选任作出明确:在当事人无法合意选定代表人的情况下,法院可与当事人商定代表人,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过往代表人选定的难点。

  3、揭露日和更正日的认定:原则上,只要交易市场对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权威媒体刊载的揭露文章等信息存在着明显的反应,对一方主张市场已经知悉虚假陈述的抗辩,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解读:

  揭露日和更正日的确定,直接涉及适当原告范围,该日期非常重要。本次《纪要》一定程度上将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日纳入揭露日的认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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